阴山故事（二）：司马迁划出了一条神秘界线
中国历史上首次“划”出农牧分界线的，是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将全国划分为四个经济地理区域：山东、山西、江南和龙门碣石以北。前三个区域，都是大致确定的地理规模，好比山东系指崤山、函谷关以东的黄河中下游平原，山西则指崤山、函谷关以西以关中平原为焦点的宽大区域，至于江南可以大致明白为长江中下游地域。
这三个区域中，山东是纯粹的农耕区域，山西的大部门同样是沃野千里的精耕农业区，江南彼时尚未获得有效开发，当是种植和渔猎的混淆地带。函谷关龙门碣石以北却是一个颇为迷糊的形貌，它只设定了南部界限，北方伸延到那边，司马迁未予说明。
若依照其时形势，司马迁对这一区域的界定，向北当已越过阴山。龙门即龙门山，在今山西省河津市与陕西省韩都会之间；碣石即碣石山，在今河北省昌黎县西北。已故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曾说：“所谓龙门碣石之间是由碣石山下划一条界线，西南行，经由今北京市和山西太原市北，再横过吕梁山南段，直至龙门山下。
”这条界线之北，物产与山东、山西、江南迥然差别，司马迁说，那里“多马、牛、羊、旃裘、筋角”之类，显然，这些都是畜牧地域的产物。内蒙古，武川县司马迁所形貌的这条农牧分界线之形成，应当是在战国时期，因为此前数百年的春秋时期，黄河流域尚且杂居着众多被称为“戎狄”的少数民族，有些民族甚至居住在周都洛邑（在今河南省洛阳市）四周，好比伊洛戎和陆浑戎。这些少数民族基本不事农耕，或畜牧，或狩猎收罗，在中原诸侯的夹缝中昏暗营生。
彼时中原地带农耕与畜牧庞杂相处，自然不存在一条地理上的农牧分界线，只管阴山南北的辽阔区域内，草原民族早已在那里生息繁衍了无数世代。这种状况在战国时发生了巨变。由于铁器的广泛使用，战国诸侯开垦农田的能力大幅提升，列国多数施行奖励农耕的经济计谋，致使春秋时期大量存在的瓯脱之地多数辟为农田，而原本被“戎狄”占据的诸多小片土地也渐被侵蚀，酿成了精耕细作的种植区域。
当农耕终于确立为黄河流域的主要生产形式之后，畜牧业在那里再无驻足之地。“戎狄”们要么接受现实，融入农耕世界，要么自我流放，从丰腴的黄河流域撤出，走向边缘。阴山中段的秦长城事实上，对于黄河中下游那些不甘愿宁可被同化的少数民族而言，他们即将步入的边缘地带是无从选择的，东、南两个偏向都已酿成农耕的天下，他们只能迈向西方和北方。显然，被同化的应该是那些居处于靠近中原焦点地带的少数民族，而走向边缘的肯定原本就靠近边缘，好比漫衍于今日陕西、山西以及河北北部的“戎狄”。
随着这些少数民族的撤出，司马迁指出的那条农牧分界线渐趋形成。被倾轧出精耕农业区的少数民族在阴山以南的农牧接壤带上，与游牧于阴山南北的草原民族相遇了。这个相遇的历程是漫长的，可是量变累积，终于在战国中后期完成了质变——真正的游牧社会形成了。
阴山以北草原深处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中，拉铁摩尔说：“完全游牧社会的形成，既有新加入的少数民族，也有一批旧少数民族如戎、狄等，被汉族农业社会的扩张逐出中国北部后，转变为草原的新少数民族。”也就是说，这个完全游牧的社会，由被倾轧到北方的畜牧民族和原本就游动在北方的游牧民族融合而成。
作为先秦时代最重要的历史现象之一，中国北方游牧社会的形成，本质上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被动的历程，它有赖于黄河流域农业经济的日渐蓬勃以及中原列国开发疆土的强烈欲望。而战国后期秦、赵、燕三国各自筑起长城，将草原民族阻挡于边墙之外的茫茫草原之上，无疑为草原游牧社会的最终形成加上了最重的砝码。阴山中段，乌兰狼烟台战国时的秦长城，西起今甘肃岷县，自西南向东北横贯黄土高原，直抵内蒙古托克托县黄河南岸，全长千余里；燕长城西起张家口，一路向东北伸延，抵达辽东半岛的渤海之滨；赵长城位居秦长城与燕长城之间，恰在阴山一线，沿着山势的走向分作南北两列。在这三个国家的长城之北，此时已经自西向东形成三个最大的游牧团体——月氏、匈奴与东胡。
公元前3世纪晚期，它们陪同着秦国的统一，团体进入华文历史的纪录，由此掀开了中国历史全新的一页。（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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